其次，婚姻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但受限于技术条件未能识别身份证件的真伪，以致被骗取婚姻登记，实际上，登记机关至今也无法确定结婚是否是‘吴凤英虚假身份掩盖下的自然人的真实意愿，其申请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
其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集中享有和行使一种国家公权力，但它又细分和授权给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让它们代替去行使而已。比如城管，作为一个正常的行政执法队伍，其人数仅次于公安执法队伍，可是那么大的执法部门、执法队伍，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处于尴尬、郁闷、困难之中，甚至被妖魔化地批评为非法组织、非法存在、非法活动，其原因很多，此前我做过专门分析，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囿于组织法不健全。
[8] 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提醒，就是促请全党同志一定要关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三中全会。最后，行政模式要从传统的、集权的、消极的、管制的、命令的行政模式，变成民主的、积极的、服务的给付行政和辅导行政。（5）从不讲法理、不重诚信、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到注重正当基础、政府形象、科学评价、成本效益。在国家宏观发展层面，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先后进行了很多试验，特别行政区的设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等改革，都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和矛盾。除此之外还组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等等。
新时代，我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仅就行政执法领域而言，已经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并实施着某些条理法，例如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应遵循便民的原则（《行政许可法》第6条），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应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行政处罚法》第5条），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应坚持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在实施行政强制过程中应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行政强制法》第6条，请注意时隔多年之后在立法上规定教育的顺位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
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被遗忘权的规定以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双方约定作为删除信息的前提，这说明我国法律上的被遗忘权基础是法律所规定的公共利益或具体场景中的双方预期，其目的是要确保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各方的合理预期。在欧洲和美国，很多学者围绕被遗忘权的性质、正当性与适用范围进行了讨论。[27]从实践来看，为信息隐私法所广为接受的公平信息实践（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s）原则对个人的知情权、信息使用反对权、纠正与修改权进行了广泛的规定。以及通过场景化的技术手段来保护隐私。
在第二种场景中，由于信息为个人发布，因此个人对于自身信息进入公共领域其实有一定预期，对于此类个人信息流通所带来的风险，个人也应当更有预见性。[64]参见张里安、韩旭至：《被遗忘权：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35-51页。
网络与信息时代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对公民个体产生一些不合理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应当通过社会规范与社会声誉机制来调整，不能由国家法律来承担这一责任。合理期待 2014年，欧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在西班牙谷歌案中确立了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认定公民个体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权要求网站删除其网上的个人信息。[52] 被遗忘权的支持者还正确指出了Google等网络搜索引擎的性质。[41]反对者指出，法律制定者所看到的世界和当今技术运作的世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42]，法律制定者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设定一项被遗忘权就可以擦除个人信息的世界，而现实世界则完全不可能实现此种目标。
[5]参见张浩：《被遗忘能否成为一项法律权利——兼与杨立新、韩煦教授商榷》，《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101-105页。有的评论者以加利福尼亚州所制定的未成年人擦除法案为例，对被遗忘权进行了分析。2008年，该报纸的网络版也开始在互联网上提供。另一方面，被遗忘权的反对理由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因为被遗忘权恰巧是建立在对个体的赋权基础之上的，如果说言论自由仅仅是一种个人权利，那赋予个人对自身言论更多的控制，岂不是更为正当和合理？正如欧盟委员会在回应言论自由的批评时所说：被遗忘权所要确保的是人民自身——而不是算法——决定何种关于他们的信息在搜索引擎上是可获取的……它所要确保的是公民可以控制自身的个人数据。[66]同前注[5]，张浩文，第101页。
再次，被遗忘权的反对者所提出的技术上不可行的论点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14]从这些条款中可以得出结论，当搜索引擎对于个人的数据保护和隐私基本权利存在偏见时，这些权利优先于搜索引擎的利益和一般的信息自由利益。
正是在这本书中，舍恩伯格论证了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数字记忆问题，提出了遗忘机制的正面作用与删除信息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讨论关于被遗忘权的争论，对支持与反对被遗忘权的双方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反思。摘要: 被遗忘权试图回应数字化记忆所带来的遗忘难题，但这种权利也面临争议，支持者与反对者均提出了有力的论据。这条规定虽然赋予了个体以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仍然以存在侵权行为为前提，并没有赋予给个人或数据主体以一种固有的被遗忘权。[4]参见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第24-34页。具体来说，被遗忘权只能建立在规制信息合理流通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个人对于信息的控制权或自主决定权基础之上。
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基本符合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参见Wesley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Legal Reasoning,23 YALE LAW JOURNAL 16(1913)。
在美国，第一修正案不会允许法庭强制搜索引擎删除此类信息。[22]同上注，〔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18页。
而且，这种情形并非仅仅限于类似西班牙谷歌案的热点案件。而对于进入公共空间的个人信息，只有此类个人信息违反社会的一般性预期，或者有碍特定场景中信息的合理流通，此时才能赋予个人以被遗忘权。
[25] 支持被遗忘权的第三点理由来自于权利理论。在第二种场景中，个人的被遗忘权应当基本受到否定，除非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正如上文所言，欧洲被遗忘权的判决仅仅要求搜索引擎等网站移除链接，不要求删除原帖，更不要求整个互联网彻底删除信息，这就使得被遗忘权所能达到的被遗忘效果非常有限。（一）支持理由 我们先来看这一权利的支持理由。
换句话说，我国法律实践所规制的是个人信息被使用的方式是否正当，其目的是确保信息的流通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共同体的预期。[21]同上注，〔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72页。
[1]这一判决作出后，瞬间引起了全球科技界与法律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而就我国的法律实践来说，可以发现我国关于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实践总体上符合上文所提到的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原理。
第三种场景和第二种场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涉及到信息自由流通与个人隐私的紧张关系。改变数字信息的流通机制。
在行文上，本文第一部分追溯被遗忘权的起源，对被遗忘权所涉及的西班牙谷歌案和欧盟的相关法律进行简单的介绍。首先，如同上文所说，从所有权来看，个人信息未必就是个人的。因为即使设定被遗忘权，网络世界的信息流通也不可能因此被阻挡。换句话说，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将被遗忘权建立在彻底的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相反，我国的立法结合了信息合理流通与各方合理预期来确定被遗忘权的边界。
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了Google的领地。或许与欧洲被遗忘权最为相似的条款出现在2013年2月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中，因其第5.5.1条规定：当个人信息主体有正当理由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时，及时删除个人信息。
[75]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很多学者也指出，知识产权应当以促进公众的信息可获取为目标。[75]最后，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当个人在公共性的网络空间发布信息，发布者应当预期到此类信息被复制和转发的可能，并且应当承担与之相关的风险。
无效率是因为在赋予个体以被遗忘权以后，企业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应对个人所提出的信息擦除请求，而且企业还必须对这些请求进行分辨，判断哪些请求属于合理范围，哪些请求属于无理要求。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知识产权并不保护所有的信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作品应当具有独创性，而且其表现形式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范畴。
